上海大学土耳其中心

我是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军事政变背后,当代土耳其政治如何变迁,问我吧!

我们是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是一所由中国上海大学和土耳其海峡大学合作建立的研究中心,旨在通过深入研究土耳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与对外关系的特点与发展趋势,为相关部门提供有关土耳其的智识咨询,中心人员均有赴土耳其调研和学习的经历,对土耳其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一定了解。
土耳其当地时间7月15日晚,土耳其军人在安卡拉、伊斯坦布尔等地发动军事政变。目击者称听到枪声,当地媒体报道,大量救护车在位于首都安卡拉市中心的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大院附近,安卡拉市所有警察已上岗执勤,战机和直升机在空中警戒。
此次土耳其政变是缘何而来?土耳其未来将面临何种内政外交的困局?对我国与土耳其的关系会有什么影响?都请来向我们提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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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2016-07-16 已关闭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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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土耳其中心 2016-07-16

如这位网友所言,从2002年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上台以来,土耳其保持了相对的政治稳定、经济迅速发展,但是正发党自上台开始就面临巨大的挑战。虽然正发党拒绝被贴上“伊斯兰政党”的标签,但实际上该党的创建者,包括埃尔多安在内以往都是伊斯兰运动的积极分子,伊斯兰的底色是难以磨灭的,宗教的因素使得作为执政党的正发党与土耳其长久以来的世俗统治精英是有巨大矛盾的,这以军方、宪法法庭、共和人民党为代表。因此,正发党的执政之路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在2007年就面临总统选举危机、2008年面临被取缔政党的危机、以及2007年至2008年才报道出来的军事政变未遂事件,只不过正发党成功地应对了这些危机,并削弱了军队的力量。经历了这些危机之后,正发党开始变得有些膨胀了,埃尔多安也有向威权发展的趋势,这导致土耳其的政治局势出现了明显的分裂,从2013年开始埃尔多安与“居兰运动”发生矛盾,2014年的地方选举中所有反对党统一起来反对埃尔多安和正发党,2015年的议会选举对正发党来说更是跌宕起伏,经过两次选举才艰难地再次一党执政。总结下就是,看似土耳其这十几年来风平浪静,实则是暗流汹涌。加上土耳其历来就有军事政变的传统,尤其是自2013年以来土耳其国内政治局势恶化的背景,坊间也有传言可能会有政变,但还是比想象的要来的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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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解释东汉豪族与魏晋门阀士族之间的区别,首先要说明二者之间的联系。
东汉的豪族是魏晋门阀士族的前身,其概指由宗 族及其宾客、部曲组成的乡里集团。豪族一般拥有大片田产和成群奴 婢,财力雄厚,并且能够因之团结乡里,招引宾客,形成地方势 力。豪族内部势力强大者,往往还能够控制乡里清 议,产生世 袭性的“名士”,并通过察举制度“世仕州郡”,进而形成“大姓”、“冠族”。东汉末年“大姓”、“冠族”在政治经济方面广泛地控制了农村以及地方政府的主要职位,在文化方面依靠儒学取得了垄 断地位,并在反对宦 官专 权和讨伐董卓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东汉中央政府的统治瓦解之后,他们又成为了各个地方割据政权人才的主要来源。曹操统治时期虽然施行“唯才是举”的政策,但荀彧、崔琰和韩嵩等主持选举的官员仍主要从“大姓”、“冠族”之中推举人才,后来魏代的“九品中正制”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选举方式的制度化,因此可以说东汉豪族构成了魏晋门阀士族的基础。
但是,显然并非所有的东汉豪族都能发展为门阀士族。东汉豪族中也存在文化修养较为欠缺、仅以财力或武力横行乡里的群体,这些豪族一般被称为“豪人”、“豪帅”,他们虽然“赀产巨亿”、“奴 役成群”,在地方上颇有实力,但却对全国性的政治事务缺乏影响力,也很难融入政界高层的交往圈。他们在汉末群雄割据时期一般依附于某些政 治 势力,并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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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的问题!魏晋时期之所以给人留下“乱”的印象,大概是由于这一时期紧接汉末的党锢之祸、董卓之乱与群雄割据,西晋末年又经历了八王之乱和永嘉南渡,如果以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三家归晋为起点计算,至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八王之乱起,国家承平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十一年。东晋时期虽然政局整体上相对安定,但是早期也经历了王敦之乱和苏峻之乱,此后整个国家政治结构的稳定完全是建立在皇帝、流民与门阀士族的脆弱平衡之上,加之北方异族政权的威胁一直存在,亦可谓是如履薄冰。天下纷乱的局面会影响整个时代的精神气质,例如东汉末年建安时期诗歌的总体特征是“慷慨任气”,《文心雕龙·时序篇》便称这种气质的形成良由诗人见惯了乱离的世事,因悲凉而慷慨,遂任气而为诗。
魏晋风度实际上也是时代的产物。今天我们谈起魏晋风度,大多会比较注意魏晋名士率直任诞的处事风格,名士清谈、服散、饮酒和纵情山水的逸事尤为令人津津乐道,不过,此类处事风格的形成原因其实非常值得注意。一方面,这是由于东汉末年儒学由僵化而走向衰落、个体思想逐渐解放;另一方面汉末至魏晋士族内部的倾轧日益激烈,亦有不少士族都试图通过此类处事风格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或不合作,例如“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本有济世之志,但因为见到魏晋嬗代之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于是终日酣饮,不与世务,以此来逃避参与司马氏与曹氏之间的政争。因此,将魏晋风度看作是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现象,其中蕴含着魏晋士族对现实政治发展的因应,或许不失为一种妥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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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很有趣!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中古时期不同阶层之间的饮食肯定会有差异,魏晋士族不乏生活奢靡之辈,如晋武帝时官至三公的何曾,其生活十分奢豪,每日用于饮食的花费超过万钱,但吃饭时还说无处下筷。又如外戚王济用人乳蒸肫肉以宴请晋武帝,连晋武帝都觉得他太过奢侈。至于一般的士族和普通人,日常主食以经过蒸煮的米、麦、粟等谷物为主,其实与今日颇为接近,史载吴郡陈遗因为母亲喜欢吃锅底的焦饭,因此他担任郡主簿时常常携带一个囊,专门用来装焦饭带回家给母亲。魏晋时期每有饥荒,官府也常以施粥的方式来赈济灾民。此外,小麦磨成粉后制成的饼食在当时士族和平民的饮食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世说新语》记载魏明帝因为怀疑何晏脸上搽了一层厚厚的白粉才显得如此洁白,于是在夏日赏赐给他 “热汤饼”吃,所谓“热汤饼”其实就相当于今日的热汤面。西晋束晳的《饼赋》中亦描绘了“曼头”(即馒头)、“牢丸”(类似于今天的包 子)、“豚耳”、“ 薄壮”和“起溲”等十种饼食的做法和味道。
魏晋名士饮食最值得称道之处还是个体的生活情趣与时代风潮碰撞时所展现出来的风采。魏晋嬗代之际,司马氏高举“名教”的大旗作为诛锄异己的工具,父母去世时士人为表孝心,多不敢尽情饮食,而阮籍却刻意突破礼制,丧母之后仍然饮酒吃肉,借此表达与司马氏的不合作态度。西晋时期,吴郡张翰在洛阳见到秋风起,因而思念起了家乡的莼菜羹、鲈鱼脍,于是辞官归乡,留下了“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的清言。其实当时正值八王之乱,张翰见齐王司马囧骄纵奢靡,败象已生,故借莼鲈之思为由,及早离京避祸。饮食方式应该可以说是观察魏晋士族人生态度与情感追求的一种独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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