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姐

我是北京规划师龟姐,居民如何了解规划身边事,问我吧!

城市规划似乎很神秘遥远,但它其实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作为普通居民,您想要了解和参与身边的规划吗?
近年来,北京规划部门试图搭建一个与公众沟通互动的平台。我们不仅通过展览、活动、自媒体、规划进课堂等方式向公众传递规划理念、科普规划知识、征集市民意见,更身体力行走进城市与乡村社区,发动居民共同参与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推动社区的整体营造。尽管这只是一个开始,但我们一直在努力。
让城市变得更好不仅需要专业人士的力量,更需要每位居民的共同参与和推动。在这里,年轻规划师龟姐会和小伙伴们一起,根据自己工作中的经历为大家分享规划科普信息,同时我们也会和大家聊聊规划师是怎样和居民一起工作,共同创造更好的城市生活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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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2015-10-19 已关闭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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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姐 2015-11-02

坦白说,目前城市规划的社区参与还处在很初步的状态,虽然北京在某些街区试点建立了责任规划师制度,但普通居民想要随时能够接触到专业的规划师并表达自己的意见还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当然,在一些街区内我们已经尝试开始建立规划师长期跟踪参与街区建设的机制,例如旧城内史家胡同所在的东四南历史文化街区,就是我们近两年开展大量工作的试点。
2011年我们编制了东四南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规划,此后一直长期跟踪这个街区的保护与更新。2014年在街道、社区、居民、规划师的共同推动下,我们成立了一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社会组织——史家胡同风貌保护协会。在协会这一平台上,普通居民、基层政府和规划师、建筑师可以共同推进对社区建设、居民生活条件改善、街区风貌保护相关的各类项目,并且平等交流,共同决策。目前我们已经在东四南街区内开展了8个院落的环境提升项目,每个项目都由设计师与居民协作共同制定方案,保证将居民的意见和规划的理念落到实处。
这样的试点项目还在不断增加,不仅在北京城区内,我们在丰台、房山、延庆的村镇内同样在开展居民参与的规划项目,试图建立真正的责任规划师制度和公众参与平台,用规划师的专业技术和协调能力长期陪伴社区共同成长。相信不久以后每个普通居民都会获得更直接参与社区规划的机会,居民才是社区真正的主人,社区建设需要我们共同的参与、付出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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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解释东汉豪族与魏晋门阀士族之间的区别,首先要说明二者之间的联系。
东汉的豪族是魏晋门阀士族的前身,其概指由宗 族及其宾客、部曲组成的乡里集团。豪族一般拥有大片田产和成群奴 婢,财力雄厚,并且能够因之团结乡里,招引宾客,形成地方势 力。豪族内部势力强大者,往往还能够控制乡里清 议,产生世 袭性的“名士”,并通过察举制度“世仕州郡”,进而形成“大姓”、“冠族”。东汉末年“大姓”、“冠族”在政治经济方面广泛地控制了农村以及地方政府的主要职位,在文化方面依靠儒学取得了垄 断地位,并在反对宦 官专 权和讨伐董卓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东汉中央政府的统治瓦解之后,他们又成为了各个地方割据政权人才的主要来源。曹操统治时期虽然施行“唯才是举”的政策,但荀彧、崔琰和韩嵩等主持选举的官员仍主要从“大姓”、“冠族”之中推举人才,后来魏代的“九品中正制”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选举方式的制度化,因此可以说东汉豪族构成了魏晋门阀士族的基础。
但是,显然并非所有的东汉豪族都能发展为门阀士族。东汉豪族中也存在文化修养较为欠缺、仅以财力或武力横行乡里的群体,这些豪族一般被称为“豪人”、“豪帅”,他们虽然“赀产巨亿”、“奴 役成群”,在地方上颇有实力,但却对全国性的政治事务缺乏影响力,也很难融入政界高层的交往圈。他们在汉末群雄割据时期一般依附于某些政 治 势力,并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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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的问题!魏晋时期之所以给人留下“乱”的印象,大概是由于这一时期紧接汉末的党锢之祸、董卓之乱与群雄割据,西晋末年又经历了八王之乱和永嘉南渡,如果以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三家归晋为起点计算,至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八王之乱起,国家承平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十一年。东晋时期虽然政局整体上相对安定,但是早期也经历了王敦之乱和苏峻之乱,此后整个国家政治结构的稳定完全是建立在皇帝、流民与门阀士族的脆弱平衡之上,加之北方异族政权的威胁一直存在,亦可谓是如履薄冰。天下纷乱的局面会影响整个时代的精神气质,例如东汉末年建安时期诗歌的总体特征是“慷慨任气”,《文心雕龙·时序篇》便称这种气质的形成良由诗人见惯了乱离的世事,因悲凉而慷慨,遂任气而为诗。
魏晋风度实际上也是时代的产物。今天我们谈起魏晋风度,大多会比较注意魏晋名士率直任诞的处事风格,名士清谈、服散、饮酒和纵情山水的逸事尤为令人津津乐道,不过,此类处事风格的形成原因其实非常值得注意。一方面,这是由于东汉末年儒学由僵化而走向衰落、个体思想逐渐解放;另一方面汉末至魏晋士族内部的倾轧日益激烈,亦有不少士族都试图通过此类处事风格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或不合作,例如“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本有济世之志,但因为见到魏晋嬗代之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于是终日酣饮,不与世务,以此来逃避参与司马氏与曹氏之间的政争。因此,将魏晋风度看作是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现象,其中蕴含着魏晋士族对现实政治发展的因应,或许不失为一种妥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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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很有趣!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中古时期不同阶层之间的饮食肯定会有差异,魏晋士族不乏生活奢靡之辈,如晋武帝时官至三公的何曾,其生活十分奢豪,每日用于饮食的花费超过万钱,但吃饭时还说无处下筷。又如外戚王济用人乳蒸肫肉以宴请晋武帝,连晋武帝都觉得他太过奢侈。至于一般的士族和普通人,日常主食以经过蒸煮的米、麦、粟等谷物为主,其实与今日颇为接近,史载吴郡陈遗因为母亲喜欢吃锅底的焦饭,因此他担任郡主簿时常常携带一个囊,专门用来装焦饭带回家给母亲。魏晋时期每有饥荒,官府也常以施粥的方式来赈济灾民。此外,小麦磨成粉后制成的饼食在当时士族和平民的饮食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世说新语》记载魏明帝因为怀疑何晏脸上搽了一层厚厚的白粉才显得如此洁白,于是在夏日赏赐给他 “热汤饼”吃,所谓“热汤饼”其实就相当于今日的热汤面。西晋束晳的《饼赋》中亦描绘了“曼头”(即馒头)、“牢丸”(类似于今天的包 子)、“豚耳”、“ 薄壮”和“起溲”等十种饼食的做法和味道。
魏晋名士饮食最值得称道之处还是个体的生活情趣与时代风潮碰撞时所展现出来的风采。魏晋嬗代之际,司马氏高举“名教”的大旗作为诛锄异己的工具,父母去世时士人为表孝心,多不敢尽情饮食,而阮籍却刻意突破礼制,丧母之后仍然饮酒吃肉,借此表达与司马氏的不合作态度。西晋时期,吴郡张翰在洛阳见到秋风起,因而思念起了家乡的莼菜羹、鲈鱼脍,于是辞官归乡,留下了“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的清言。其实当时正值八王之乱,张翰见齐王司马囧骄纵奢靡,败象已生,故借莼鲈之思为由,及早离京避祸。饮食方式应该可以说是观察魏晋士族人生态度与情感追求的一种独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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