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京生

我是“战争史研究”丛书主编阎京生,历史、二战和外国军事方面的八卦事儿,问我吧!

我是军事史爱好者、“战争史研究”丛书系列主编阎京生。英德海军竞赛好不好?墨西哥加入美国支持不支持呀?华沙起义为什么要整个大新闻?哪个中国将军一有事跑得比谁都快?谁有资格同天皇谈笑风生?历史、战争、军事方面的八卦事儿,问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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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2015-08-14 已关闭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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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京生 2015-08-15

满铁调查部(1939年3月28日改称“满铁大调查部”)从1939年至1941年期间提交了对日本战争决策影响甚大的“三大调查”,即《中国抗战力调查》、《日满华通货膨胀调查》和《战时经济调查》。其中5篇10册的《中国抗战力调查》一直被日本政府列为“极密”级材料,只印刷了50份。这份报告的内容可以概括如下:
 一、到1940年为止,日本军队所占领的中国沿海地区,大都是资本主义发达的地区。但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结构在农村,沿海一带的资本主义还未有机地汇集到中国经济中来。因此,不管怎样控制沿海一带,也不会削弱中国经济。中国的抗战力量产生于大陆内地,为此,改变对农民有利的社会关系实为上策。
 二、如果比较一下中国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就可以看出,国民党采取的是允许地主继续统治的政策,而共产党则采取“武装群众”的形式,让农民拿起武器,在改革社会关系上是成功的。中国共产党的农民政策是“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双管齐下。“减租减息”是指地主减少佃户的地租和贷款利息;“交租”指交不起地租的农民,由共产党给地主以补偿,“交息”即规定地租的最大量,佃户无正当理由不交地租时,由共产党代为催收。正如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声明中说的,不取消私有财产,也不消灭地主。这种政策式为了加强以群众为基础的抗战力量。而在国民党那方面,由于它企图维护地主制度,所以群众都不跟它走。汉口失陷后,中国大陆各地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力量不断加强;另一方面,地主开始动摇,产生了一种与其在蒋政权下被群众抓起来,莫如归顺日本军为妙的想法。
 三、战争需要的武器当然不能来自农村。但这对抗战来说是次要的问题。而且现在中国正从美国和英国补充武器。
 四、根据以上理由,日中事变已经不能用军事手段解决,只能以政治方式来解决。
 以上就是《中国抗战力调查》的中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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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京生 2015-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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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解释东汉豪族与魏晋门阀士族之间的区别,首先要说明二者之间的联系。
东汉的豪族是魏晋门阀士族的前身,其概指由宗 族及其宾客、部曲组成的乡里集团。豪族一般拥有大片田产和成群奴 婢,财力雄厚,并且能够因之团结乡里,招引宾客,形成地方势 力。豪族内部势力强大者,往往还能够控制乡里清 议,产生世 袭性的“名士”,并通过察举制度“世仕州郡”,进而形成“大姓”、“冠族”。东汉末年“大姓”、“冠族”在政治经济方面广泛地控制了农村以及地方政府的主要职位,在文化方面依靠儒学取得了垄 断地位,并在反对宦 官专 权和讨伐董卓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东汉中央政府的统治瓦解之后,他们又成为了各个地方割据政权人才的主要来源。曹操统治时期虽然施行“唯才是举”的政策,但荀彧、崔琰和韩嵩等主持选举的官员仍主要从“大姓”、“冠族”之中推举人才,后来魏代的“九品中正制”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选举方式的制度化,因此可以说东汉豪族构成了魏晋门阀士族的基础。
但是,显然并非所有的东汉豪族都能发展为门阀士族。东汉豪族中也存在文化修养较为欠缺、仅以财力或武力横行乡里的群体,这些豪族一般被称为“豪人”、“豪帅”,他们虽然“赀产巨亿”、“奴 役成群”,在地方上颇有实力,但却对全国性的政治事务缺乏影响力,也很难融入政界高层的交往圈。他们在汉末群雄割据时期一般依附于某些政 治 势力,并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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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的问题!魏晋时期之所以给人留下“乱”的印象,大概是由于这一时期紧接汉末的党锢之祸、董卓之乱与群雄割据,西晋末年又经历了八王之乱和永嘉南渡,如果以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三家归晋为起点计算,至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八王之乱起,国家承平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十一年。东晋时期虽然政局整体上相对安定,但是早期也经历了王敦之乱和苏峻之乱,此后整个国家政治结构的稳定完全是建立在皇帝、流民与门阀士族的脆弱平衡之上,加之北方异族政权的威胁一直存在,亦可谓是如履薄冰。天下纷乱的局面会影响整个时代的精神气质,例如东汉末年建安时期诗歌的总体特征是“慷慨任气”,《文心雕龙·时序篇》便称这种气质的形成良由诗人见惯了乱离的世事,因悲凉而慷慨,遂任气而为诗。
魏晋风度实际上也是时代的产物。今天我们谈起魏晋风度,大多会比较注意魏晋名士率直任诞的处事风格,名士清谈、服散、饮酒和纵情山水的逸事尤为令人津津乐道,不过,此类处事风格的形成原因其实非常值得注意。一方面,这是由于东汉末年儒学由僵化而走向衰落、个体思想逐渐解放;另一方面汉末至魏晋士族内部的倾轧日益激烈,亦有不少士族都试图通过此类处事风格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或不合作,例如“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本有济世之志,但因为见到魏晋嬗代之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于是终日酣饮,不与世务,以此来逃避参与司马氏与曹氏之间的政争。因此,将魏晋风度看作是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现象,其中蕴含着魏晋士族对现实政治发展的因应,或许不失为一种妥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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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很有趣!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中古时期不同阶层之间的饮食肯定会有差异,魏晋士族不乏生活奢靡之辈,如晋武帝时官至三公的何曾,其生活十分奢豪,每日用于饮食的花费超过万钱,但吃饭时还说无处下筷。又如外戚王济用人乳蒸肫肉以宴请晋武帝,连晋武帝都觉得他太过奢侈。至于一般的士族和普通人,日常主食以经过蒸煮的米、麦、粟等谷物为主,其实与今日颇为接近,史载吴郡陈遗因为母亲喜欢吃锅底的焦饭,因此他担任郡主簿时常常携带一个囊,专门用来装焦饭带回家给母亲。魏晋时期每有饥荒,官府也常以施粥的方式来赈济灾民。此外,小麦磨成粉后制成的饼食在当时士族和平民的饮食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世说新语》记载魏明帝因为怀疑何晏脸上搽了一层厚厚的白粉才显得如此洁白,于是在夏日赏赐给他 “热汤饼”吃,所谓“热汤饼”其实就相当于今日的热汤面。西晋束晳的《饼赋》中亦描绘了“曼头”(即馒头)、“牢丸”(类似于今天的包 子)、“豚耳”、“ 薄壮”和“起溲”等十种饼食的做法和味道。
魏晋名士饮食最值得称道之处还是个体的生活情趣与时代风潮碰撞时所展现出来的风采。魏晋嬗代之际,司马氏高举“名教”的大旗作为诛锄异己的工具,父母去世时士人为表孝心,多不敢尽情饮食,而阮籍却刻意突破礼制,丧母之后仍然饮酒吃肉,借此表达与司马氏的不合作态度。西晋时期,吴郡张翰在洛阳见到秋风起,因而思念起了家乡的莼菜羹、鲈鱼脍,于是辞官归乡,留下了“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的清言。其实当时正值八王之乱,张翰见齐王司马囧骄纵奢靡,败象已生,故借莼鲈之思为由,及早离京避祸。饮食方式应该可以说是观察魏晋士族人生态度与情感追求的一种独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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